在这个疯狂的时代劝人闲下来,似乎是劝人作恶一般。我们已经闲不下来了,夫子那种“暮春三月”的闲情逸致,早已不能作为现代生活的星空,更不要提陶令的“花间一壶酒”。
一种可贵的生活方式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包括那种贵族式的优游与闲暇。闲暇并非遗老遗少式的提笼架鸟,而是对生命节奏的尊重,对生活的创造与享用。
尼采当年感慨欧洲受到美洲“淘金热”的传染,闲暇成了罪恶,思考时手里也拿着表,午餐时眼睛还盯着证券报,过日子总好似在“耽误事”一般,“古老的欧罗巴也变得粗野起来了”。他认为正是这种生活哲学成了勒死人性修养和高尚情趣的绳索。
由于忙,一切仪式和礼仪情感也消亡了;因为忙,所有繁琐的礼节、交谈的睿智都来不及考虑了。
忙成为美德,生活变得毫无讲究,即使瞎忙也是好的,“随便干点什么,总比闲着好”,无事可干的人难免会感到不安,会自我蔑视。
尼采认为,不懈的创作欲是庸俗的,显示出一种嫉妒、羡慕和虚荣心。在这种生产性的人之上还有一种精神贵族,天生的精神贵族恰恰是不太勤奋的,“他们的作品创作出来,在一个宁静的秋夜从树上掉下来,没有被急匆匆地渴求,没有被推进,也没有为新生事物所排斥。”一切自然而然,遵循生命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