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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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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启引:『经济的良性发展势必要以损耗人类的健康为代价。当一个社会“被消费掌控一切”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悲哀。每一种群体性格都是由其所在的社会形态塑造而来的。真正成熟的性格类型是“创造性性格”,拥有这种性格的人直言不讳,既关爱他人又充满爱心,并且坚信“活着”的过程比“获得”的结果更重要。』

金钱与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在哪里?

  我想知道,在30年前说出这番话的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如果依然健在的话,会如何评价今天的英国。

  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英国经济史无前例地持续平稳增长,而心理健康指数却出现了极大的下滑。如今,有200万英国人在服用抗抑郁药品,还有另外100万人选择食用禁药。酗酒、暴力倾向(弗洛姆称之为“破坏举动”)、自虐与蓄意破坏等消极行为都发展到了史上最恶劣的地步。据撒玛利亚组织报告,超过500万人感到“十分沮丧”。在奥利弗·詹姆斯(OliverJames)的新作《富贵病》(Affluenza)中,他将英国儿童列为整个欧洲幸福指数最低的群体,这一结论得到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公布的数据的证实。

  想要摆脱这一尴尬局面,既不能听信新自由主义政客的言论,也不能被政党的立场所左右。以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Layard)为代表的认知行为主义疗法更不是明智之选,因为这种措施治标不治本。

  因此,我们还是在埃里希·弗洛姆这里找寻出路吧。他曾是20世纪最有预见性的思想家之一,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TheSaneSociety)(1955)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真理:当一个社会“被消费掌控一切”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悲哀。他由此提出了社会性格理论,即“每一种性格都是由其所在的社会形态塑造而来的”。比如,在早期的加尔文资本主义时代就曾出现过“囤积性格”,指的是那些将财富和情感统统收入囊中的人,他们是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有产者群体。

  根据弗洛姆的说法,二战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又衍生出了另外一种社会性格,即“市场性格”,指的是那些“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背弃自己最初价值观”的人,他们“渐渐偏离情感、真理和信念”。对于具有“市场性格”的人来说,“一切事物都是商品,不仅客观实物如此,人类本身、体力、技能、知识、观点、情绪乃至微笑亦是如此”。如果想见识一下完美呈现“市场性格”的人,不妨去拜访英国唐宁街10号的户主英国首相。

  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大量需要的正是这种具有“市场性格”的人,而弗洛姆提倡的那种“理想人格”自然也就被忽视了。

  在弗洛姆看来,真正成熟的性格类型是“创造性性格”,拥有这种性格的人直言不讳,既关爱他人又充满爱心,并且坚信“活着”的过程比“获得”的结果更重要。此外,对于“爱的方式”,弗洛姆也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他说:“爱已经被现如今鼓励贪欲和自私自利的经济体制彻底摧毁了。”

  《爱的艺术》(TheArtofLoving)初版于1956年,弗洛姆在书中界定了五种类型的“爱”,并指出,这五种爱全都处在濒临消失的境地。在这五种类型的爱之中,“兄弟之爱”是最为首要的,也是其他四种爱存在的基础。然而这种意义深远的爱却被人们的“商品观”破坏了;“慈母之爱”在自恋癖和占有欲的夹击下也濒临消亡;“自我之爱”是能够爱别人的前提条件,但自私自利却损害了这种情感;“上帝之爱”则消退成了“一种对上帝的盲目崇拜”。最后,“男女之爱”最终也因兄弟之爱的缺失和温柔善良的不足而变得滥俗不堪了。

  如今的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心,人们对弗洛姆所提倡的“爱”开始进行疯狂的反击。无数报纸杂志大肆宣扬无爱的性开放,并且鼓励自私自利和唯物至上的生活方式。坐拥数百万资产的工业产业也开始提倡自恋主义,电视里播放的各种真人秀节目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我们被要求将人际关系看成某种“有价商品”,只要时机成熟,便可随心所欲地兜售。聘用和解雇的法则不仅适用于商界,更适用于日常生活。

  但我们有时还会问自己,到底为什么不幸福

  弗洛姆给我们指出了反击之道。毕竟,仅仅根据症状作出诊断,还不能算是一名出色的医生,给出有效的治疗方法才是根本。在弗洛姆看来,除非这个社会让人们认识到“活着”的过程远比“得到”的结果重要得多,否则我们的整体健康指数不可能有所提高。

  为此,被弗洛姆视为“群体暗示毒瘤”的现代广告洗脑术应该被彻底废止。贫富间的差距必须被缩小乃至消除。人们还得接受一种新型的、参与式的民主,在这种民主的氛围下,“团体的集体利益将成为每个人的心头事儿”。此外,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政界必须推行最大限度的分权管理制度,彻底杜绝“股东和管理者凭借一己权力决定生产量”的不当现象。弗洛姆还一再表示,大众的需求必须被摆在先于资本需求的位置上来。

  不出所料,弗洛姆提出的这些措施被认为缺乏操作性,并且带有浓重的左翼色彩。弗洛姆也明白,既得利益者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变革的发生。然而,假如我们真心希望建立一个以兄弟之爱为核心价值观并且团结一致的社会,那么,只有首先在经济领域里进行全面改革,才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

  到底是要一个良性的经济体,还是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似乎是个两难选择。我选择后者,你呢?㊣(Neil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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