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时局动荡，人心涣散，再加上佛教衰颓，无补时弊，因此我四处筹款，出资兴办《怒涛》月刊，宣扬兴教救国之道，并且推举智勇法师担任社长，而我自愿做副社长，为他效劳奔忙。由于大家配合自然，理想一致，社务蒸蒸日上，获得许多好评。
记得蒋梦麟先生曾说：“做事时，困难不成问题，危险不成问题，所患者，无伟大之精神矣！”孙中山先生就是凭着“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的精神，得以创立民国。我与同道们虽然仅具微滴之力，但是以坚强的正念为动能，汇入江海，终于一泻千里，形成波波“怒涛”，在教界产生激浊扬清的效应。
在旧僧势力澎湃激扬的当时，位居全国首善之区的南京名刹华藏寺荫云和尚竟然邀请我们前往接管，大家一致公推智勇法师做住持，而我理所当然地又在他手下担任监院，为他作种种策划。在彼此配合无间之下，大家众志成城，拼死抵挡旧势力的种种压迫，将寺务渐渐带入正轨。
一九四九年，我渡海来台。初时三餐不继，生活极为落魄，但还不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找个真正志在兴教利民的寺院，长期奉献，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其间，承蒙一些同道看得起，想将道场寺院交给我管理，然自忖出家学佛，不是为了做住持而来，若不能改变当地佛教崇尚愚昧的现状，何忍坐享十方供养？例如台中佛教会馆、新竹青草湖灵隐寺、苗栗法云寺等，我都因此婉拒，宁愿一面从事苦役，一面阅藏撰文，以一管秃笔，将正信佛法介绍给大家。
一九五二年，我听说没有人肯去偏远的宜兰弘法，觉得这才是一份真正有价值的工作，于是放弃在都会发展的机会，自愿独往这风雨饱润的山城。在那里，不是老大，也不是老二，只是无名苦役，每天搬蒲团，搬桌椅，让不同程度的人了解佛法，更努力接引青年佛子，教导他们中文写作，阅读佛经。每次到各地乡镇弘法以前，我总是将台词写好让他们背熟，而他们也都能不负所望，在台上表现得可圈可点。慈庄、慈惠、慈容、慈嘉……
乃至目前在教育界的郑石岩、林清志等，数十年来弘法不断，都是在那时种下了菩提幼苗，如今他们不但自己花果满树，同时也在各地撒播种子。慧定法师的朝元寺、如学法师在世的师子会等，我都曾用心为他们作幕僚策划。我觉得只要有机会为众谋福，不必计较你我，甚至在幕后默默工作也很好，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有一份为教为众的共识。
一九五四年起，我曾经参与高雄佛教堂的筹建工作十年之久；落成后，我推举月基老和尚任住持，自愿在他底下担任监院。当时一心只想从旁辅佐，让寺务健全起来，使更多南部人士均沾法益，所以不计劳苦，南北两地奔波。无奈内部人事复杂，大家都争着要做“老大”，因而争执频起，我观察分析，自觉势不可为，所以告辞离去。但月基法师建设栖霞精舍，他任住持，我仍做“老二”，直至他圆寂。之后我不但不去做“老大”，连“老二”都放弃。
在苍茫的暮色中，我徒步走到高雄车站，回忆十年间，眼看着矮屋高楼平地起落，沧海桑田变化无穷，深深感到世事的兴衰看似无常，其实还是有一些常规可循——如果自身有不败之资，即使是外患交乘，也能继绝存亡，否则，尽管是因缘殊胜，终将步入穷途。无论是富国也好，兴教也罢，都和“人”的思想正确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从根本“树人”着手，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基于当时在北部法缘益广，应酬日多，无法专心办道兴学，所以几经考虑，决定告别繁华的台北，转往南部偏僻乡间办学招生，授以正统的丛林教育。那时外省僧侣住在北部，都是神通广大，住在南部的人，好像矮了半截，只有以“老二”自居。但佛光山的毕业生数以千计，目前都在各地弘法利生。回顾位居市区要津的台北佛教界，甚至高雄佛教堂，三十年来却是纷扰不断，至今有寺无人住持，当年的信徒也都四散他方，只有徒增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