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讲经弘法久了，经常接触到各界人士，其中不乏政治人物前来请示佛法，因而引人侧目，招来“政治和尚”之讥。起初我很不以为然，久而久之，心中也泰然了。想想：佛陀频频出入王宫，与大臣贵胄说法，岂不也成了“政治佛陀”吗？
而玄奘大师为皇帝建言国事，以及历代国师的辅弼朝政，又怎么说呢？中国佛教历经多次教难而能如浴火凤凰般再生，在上位者全心全力地拥护佛教，实在是功不可没。此外，国家社会也因为佛法的复兴昌隆而政清人和，这些世所共睹的史实，无非说明了：利用不但不一定只具有负面的意义，而且还能造成大家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必斤斤计较谁利用谁，因为世间一切事相都是互相缘起，而愿与众人一齐享有互相利用的成果，就能发挥利用的最高价值了。
忍耐就是力量
“能行忍者，乃可名为有力大人。若其不能欢喜忍受毁谤、讥讽、恶骂之毒如饮甘露者，不名入道智慧人也。”
我出身贫穷的苏北，十二岁出家以后，生活更是清苦，然而贫寒适足以励志，我刻苦耐劳的性格就是在这个时候孕育而成。二十三岁那年，我播迁来台，在兵荒马乱之中，所携带的包袱不慎遗失，身边一无长物，寺庙又不接受外省人挂单，我只得过着四处漂泊，风餐露宿的日子。记得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摔到沟圳里，被水冲走了好一段路；也曾经在烈日当空下晒得汗流浃背，头皮发麻。最后，好不容易从台南走到台中，感谢宝觉寺林锦东先生肯留我小住数日。
后来，我从中坜、新竹又辗转来到宜兰雷音寺弘法，之后的十余年，我的经济都非常拮据。其间曾经有人要认我做母子兄弟眷属，甚至还有人希望我能继承他的地产家业，都被我严词拒绝。这时我却听说一些同道因为生活艰难，纷纷另谋出路。如果当时我不能忍饥耐贫，岂不也是随俗流转，又哪里能在日后发展弘法利生的抱负呢？所以，忍耐并不是胆怯，而是在面对生死存亡、荣辱毁誉时，还能够打从心里发出一种无比的勇气，坚守自己的理想。
记得在丛林参学十载，为了服务大众，除了平常的劳动出坡以外，我自愿发心典座煮饭两年、饭菜行堂六年、担水司茶一年半。初来台湾，为了报答寺院收留之恩，除了上课教书以外，我发心做一切苦役，每天打六百桶井水，清扫数小时落叶、水沟、茅厕，每天还要拉车到十余里外的市场，购买八十余众的油盐柴米。
虽然与当地住众、信徒言语不通，勤快的工作倒也博得大众的好感。只是有谁知道，我常常因为体力透支而晕眩呕吐，往往一阵天旋地转后，我又默默地咬紧牙关，继续未竟的工作。
后来，我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开始搜索枯肠，熬夜笔耕。一九五三年，我走入社会说法布教。为了准备讲辞，我经年累月费心思量，有时竟通宵未眠。佛光山开山初期，我又与山崩洪水日夜搏斗。
近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在岛内外讲经度众，建寺安僧，每天分秒必争地和有限的时间赛跑。数十年来，无不是在忍耐忙碌、忍耐奔波、忍耐劳累、忍耐疲惫中度过。然而我不以为辛苦，因为忍耐是为了要积极地开拓人生，创造佛教远大的前程。
“英雄只怕病来磨”。我素来身体结实，然而也有好几次病痛的经历让我苦不堪言。在丛林参学十载，我曾经生烂疮，发疟疾，虽然辛苦难耐，足以致死，但是从来没有寻医就诊，为的是已将“色身归于常住，性命付予龙天”，只好用信仰和时间治疗。不知是诸佛菩萨的加被，抑或是忍耐力量所致，我都能不药而愈。
其他如感冒、牙疼、眼痛、脑热，就更算不上什么毛病了。所以及至年长，遇到再厉害的感冒、再严重的病痛，我也惯于忍住苦楚，继续弘法写作，常常等到工作告一个段落时，才发觉自己也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
我初入佛学院读书时，既不擅长梵呗，又不通晓经文，因此，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歧视，甚至师长们也认为我不堪造就，往往安排工作时，我都除名在外；有时佛事开牌有份，临时又被取消；作文被老师批评得一无是处，偶有佳作，却被怀疑是抄袭而来；一位职事甚至当众说，如果我能有出息，太阳会打西边出来。其他的冤枉委屈更是不计其数，而我觉得这一切一切都是当然的，不值得计较，因为未来的时日还长，现在谁能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