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冲击、西方价值观受到追捧以及国人普遍感到精神无根的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有，然欲望却无止境，一时间迷失在追寻幸福的路上。
我国古人从不缺乏对幸福的独到见解，如《洪范》中的“五福”论、儒家的道德幸福论、道家的自然幸福论等，使古人过着自由豁然、知足寡欲的生活。茶余饭后，我们不妨借古风而行，看古人如何驾驭生活、享受幸福。
当然，此策划并不是为了说明古人就一定比今人更幸福，而是想通过一些人、一些事、一些观点来看一看古人对“幸福”抱着一种怎样的态度，最起码能传达一种信息：幸福，其实很简单。
“你幸福吗？”每当有人问起这个问题时，我们总感觉无从开口。幸福究竟是什么？或许提问者也拿不出标准的答案。那么不妨看看我们的古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幸福观，究竟能给我们回答这样的问题什么启示吧。
《洪范》：幸福的源头
武王灭纣之后，将被囚禁的纣王叔父箕子释放并劝其归顺，但是箕子执意不肯，欲北走朝鲜。武王无奈，遂封其为朝鲜侯，临行前，箕子写下《洪范》，提醒武王治国方略。在这篇著名的政论文章中，箕子将“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列为治国安邦的第九大方法。
所谓五福，就是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意思就是要想幸福必须具备5个条件，即长寿、富足、健康平安、爱好美德、寿终正寝。
所谓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翻译过来就是造成不幸有6个因素，即短命、多病、多忧愁、贫穷、貌状丑恶、性格懦弱。
与其说这是治国方略，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大概的意思就是：你若安好，我便“赐”你“晴天”，你若叛离，小心我“画个圈圈诅咒你”。
如果说制度上的约束还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的懈怠慢慢松弛的话，那么，心理上的束缚却可以长久地萦绕在脑中挥之不去。“王福”之说仿佛魔咒一般，千百年来，长久地存在于人们的心底，并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幸福观。
每当有人过生日时，我们会祝主角长寿；过节时，我们会将富裕安康等吉祥话贴在门上；教育孩子时，我们常说要行善积德……箕子善于占卜和阴阳历法，这句既饱含祝福又充满诅咒的带有浓厚巫祝味道的规范，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
儒家：精神的富翁
中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多子多孙是中国古人幸福观念所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在《洪范》中的“五福”论中并未提及儿孙、子女的内容。对此，后来的儒家在这方面予以补充，并大倡孝道。
先秦时期的儒家继承了“五福”幸福观，把寿命、富贵等幸福的要素看成是外在的，是由上天或命运决定的，唯有“攸好德”是在我者，可以通过追求获得。
因此儒家的幸福标准在于精神或道德方面，即享受“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乐、为辅德而交友的快乐，以及“反身而诚”、道德体验的快乐和幸福。此外，儒家还认为自我独乐不如与民同乐，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可以说旨在求得普天下人的共同幸福。
春秋时期，当落寞的贵族四处出击，寻求闻达的机会时，一位名叫颜回的小伙子却能安贫乐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其老师赞他“贤哉”。
同样，他的老师孔子也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后人称为“孔颜乐处”，也是儒家传递给我们的幸福观，那就是超越了物质挥霍的精神上的快乐，是平凡而普通的快乐，譬如《论语》开篇所讲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之后，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出发，将“仁”、“义”结合起来，提出人与生俱来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从中发展出仁、义、礼、智四种美德，并提出“养吾浩然之气”，即可达至幸福。而荀子则从人性恶的角度提出“化性起伪”的办法，通过克制、引导、矫正等办法，遏制人性之恶，引导向善，从而获得幸福。
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幸福论后来一直在人的思想领域占统治地位，王充、吕坤等人的“命定”、“气运”幸福说虽强调幸福不可以个人之力而致，但从不肯以败坏德行来换取生活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