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易经》就是把自然的规律转移到人事方面的伦理。所以伦理是从自然来，自然那么有秩序，是谁在管呢？如果伏羲氏当年说是神在管，那我们就产生宗教了，他没有，他说是阴阳的互动，是自然的孕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主宰，是两种不同的力交互作用，很自然地产生万物，不断运行。

　　《易经》怎么能够那么神？我们用一个神字就表示它很神奇，很神妙，很高明，就是因为它有三个特性。《易经》超越了所有神学、哲学、科学，它涵盖了那么多东西，是因为它有这三个特性。

　　第一个，《易经》具有模糊性。说起来真的是外国人所讲的，很好笑，它很模糊，因为就那么几个系统，就几个花样，几个符号，其他都没有，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你怎么想它都有道理。因为它简单明了，才能够作用这么大，如果它本身就很明确，它就只能适用于某一个领域，其他领域就说不通了。它的模糊性影响了中国人很深。我们讲话经常不喜欢讲得非常清楚，都是点到为止。

　　大致如此，这四个字很重要，对中国人影响太大，大致如此，其他的你自己去想。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在变，如果事先都说得非常清楚，又说不能变，那一定行不通的。这就是制度化没有办法应变的最大的苦恼。这样我们才知道，小孩要出门了，中国的父母只讲一句话，小心一点，就这一句话，永远不会错的，因为我们无法预料得到未来的变化。

　　《易经》的模糊性，让我们怎么解释都对，但是要言之成理，而且要会通到本源上面来。只要不违背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根本的道理就好了。

　　第二个，《易经》有很大的灵活性，周文王所写的卦爻辞，我们这样解释也对，那样解释也对。所以《易经》非常灵活，怎么讲怎么对，怎么讲怎么不对；对的里面有一些不对，不对的里面有一些对。道理是活的，《易经》是讲道理的。

　　这一点对中国人影响太大了，大家真的要花点心思去想一想。西方人rightis right，wrong is wrong，不可能说对里有错，错里有对。因为西方是讲分的，对、错就是分开的。中国人没有，我们知道绝对对的部分太少了，圣人有时候也会犯错的，神仙打鼓有时候也会打错的；绝对错的人太少了，终归有一些道理的。所以清官难断家务事，哥哥打弟弟，谁对谁错真的搞不清楚，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能说谁对谁错呢？而且就是因为不清楚，所以我们才要慎断是非。是非要慎断，而不是明断。我们今天很喜欢用明断是非，那是很难的。

　　关于唯心、唯物，我们中国人是不会去争的，我们会认为两种都有道理。但西方人要争的，有外国人问我：“你们是什么主张呢？”我跟他们讲：“我们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因为这都是你们西方弄出来的学问，如果要我们讲，中国人只有一个论，叫唯道论。唯道里面有唯心，也有唯物，只是轻重不同。”

　　第三个，更妙的，叫做空白性。你看西方人画画，他一定全张都要涂得满满的，否则就是未完成的作品。中国人哪里有？中国人一张纸上，这里画一只鸟，那里画一朵花，旁边点几点，就是下雨。然后盖个图章，签个名，留下很多空白。我们会不会觉得中国人这样子是偷懒？不会，我们觉得这样才有想象的空间，如果全部都布满了，那我们还想什么？那就只是看了。

　　一张有空白的画，西方人认为没有画完，要把它补全。我们却认为这个画家尊重看的人，所以一张国画的意境是怎么样，十个人来看，就有十种意境，这才是符合自然的。

　　这样，我们就慢慢更深一层地了解《易经》，以及它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可是，这套学问在很早很早以前，民智未开，知识不普及的时候，如果这样讲，谁听得懂？所以《易经》本身的命运也是很坎坷的。这跟《易经》里面所讲的一切事物变化过程中都会不断地出现险阻、艰难，是一样的道理。艰难险阻，不是很艰难就是很危险，常常受到阻碍，这样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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