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到今天。小时候并不懂得什么是活着，只知道活着是要呼吸的。可我知道什么是死——闭着眼睛，脸色苍白，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任凭自己的亲人怎样哭喊。
死的情景在医院里看到过，我见过和自己同住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我几乎不去想活着的事，那时太小了，只有8岁。但我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活着不好：因为要打针吃药，要做手术……
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生请到家里来。11岁时，记得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他对妈妈说：“这孩子18岁双腿就会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
医生走后，妈妈说：“我不相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定能好。”
我不完全懂得医生的话，但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就在父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咬牙忍耐。
我18岁的时候，妈妈想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得意，说：“你看我说得对吧。”
可是病情还是加重了。1976年12月，我做了第四次脊椎手术。此前医生对病情的估计并不乐观，他们说了我会死去的几种可能：1.肺炎；2.泌尿系统感染;3.褥疮——这是脊髓损伤的病人最可能死去的原因。
可我依然活着。
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
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感染，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发洗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