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公园里，都写着“凡偷盗花木者罚款若干”这样的标语。

　　但在纽约市的一个植物园里却写着“凡举报偷盗花木者，奖励若干”。

　　结果在前一类公园中，花木被窃的事时有发生，而在纽约这家植物园，花木保护得很好。

　　其实这样的例子过去和现在都不少见。

　　在20世纪初，工人怠工是一个令工厂主防不胜防，极为头痛的问题。雇了工头监督工人，发现怠工立即开除，惩罚够重的了，但作用并不大。总不能每个工人一个工头，即使这些工头再敬业，也监督不过来。

　　后来福特汽车公司采用了远远高于市场工资的效率工资，怠工奇迹般地消失了。效率工资的激励作用在于改变了怠工的成本与收益。怠工的成本是被发现后开除的风险，收益是少支出劳动的享受。

　　当企业支付市场工资（低于效率工资，且各企业相同）时，被一个企业开除可以在其他企业找到相同工资的工作，何况被发现怠工的可能性并不大。因此，怠工的成本低，怠工就司空见惯了。

　　但当企业支付效率工资时，被开除后难以找到这样高工资的工作，怠工的成本就加大了。怠工成为成本大于收益的非理性行为，怠工自然消除了。

　　公园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偷盗花木被惩罚，但被管理者发现的风险并不大，毕竟不是满公园都站着管理者。

　　当对举报者进行奖励时，公园的游人受此激励都成了管理者，偷盗花木被发现的可能性太大了，成了一件风险极大的事，居心不良者当然不敢有所作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对公众监督的激励当然比对偷盗花木者的惩罚要有效得多。

　　激励与惩罚要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比如上面说到的保护花木或消除怠工，或者说它们的收益是相同的。但这两种机制发生作用的方式不同，成本也不同。采用激励机制时，其作用是自发的，行为者按激励所要达到的目的去行事，简单而见效。

　　给举报者奖励，就自发地把千百万游人变成了不领工资的管理者，实行效率工资，就无须工头。采用惩罚机制时，其作用是消极的，还需要更多支出，例如，雇用专职监督人员及必要的设施等。

　　激励优于惩罚的道理并不复杂，但实施起来却并不那么容易。直至现在，一些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仍然改变不了对惩罚的崇拜。愿意雇监工，对工人规定各种惩罚条款，但却舍不得给工人增加工资。这样的老板可以称为“当代周扒皮”，永远只能是苦苦经营的小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