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问道她怎么会冒那样的风险时，她说：
“无论什么时候当我必须面对风险，我都会这么做，我先想象经历风险之后可能带来的最大好处。我会想，如果冒险成功，所有的愿望都会变成现实。然后，我再考虑冒险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坏处。我会问自己，我是否能承受这最坏的结果，但是每一次的答案都是我能。”
“也许我搬到加拿大后过得并不好，可能会彻底破产，孤身一人，我知道这样我就必须还得回家。接着，我就想象最好的结果，我开始了新生活，交了新朋友，找到了爱人，在这个新国家里养育自己的孩子。我把这幅美景摆在自己面前，每当自己犹豫不决时，就想象我要争取的最好的结果。我总是提醒自己，向着最好的方向努力，即使结果可能不尽如人意。”
我们很多人的生活恰恰相反：面对风险的时候，我们头脑中想象的都是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抱住这样悲观的想法止步不前。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罗恩在大学舞会上，会走上前去邀请那个年轻的女士（那个被一群女孩围着的女孩）。他知道自己能承受被嘲笑的结果，但是他无法承受从他心仪的女孩身边走开的结果。
而梅，那个70多岁了还有六本书未写完的老太太，如果她能多想想书完稿后所带来的最大好处，那种成就感可能会让她克服对失败的恐惧。
听了这些人的经历，我相信我们能够勇敢地把害怕被拒绝的情绪丢到一边，而不是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时候，才希望自己已经完成了那些已开了头的书，或者希望已经去过了那些一直想去的地方——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情。
我在冷战高峰期的纽约长大，能真切地感受到核恐怖的威胁。约翰·肯尼迪被暗杀时我正好二年级。至今我还对学校里的防空演习历历在目。我们在电影里看到了核试验，看到了在核爆炸时房屋被炸飞、家园被夷为平地。每隔几个月我们就要进行空袭演习，为“炸弹”的光临做准备。
直到今天，我仍然对当时的恐惧心有余悸：说不定哪一天我在桌子前坐着的时候死亡就降临了。每次听到空袭演习的警报，老师就会叫我们所有的人躲在桌子下面。那时我想，这个和我的椅子连在一起的旧木头桌根本保护不了我们。
有一次我们正在演习，大家都在桌子下缩着，我的一个叫肯尼的朋友却走到了窗户边。老师喊：“你干什么？快到桌子下面来！”
肯尼答道：“布朗夫人，如果他们不管怎样都要炸到我，我宁愿站着，并且看看有没有更安全的地方可被找到，而且桌子下面太暗了，都没有亮光！”
我们很多人一生都藏在桌子下面，因为我们相信失败和被拒绝是最糟糕的结果。但是对这两百多人的访谈却让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我们最应该恐惧的是因为没有尝试而带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