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时时告诫子侄要戒骄戒逸。家里男的出门须走路,不许雇工坐轿或骑马,而家里的妯娌、女儿、媳妇,老老小小皆纺纱织布,养鱼养猪。即使他的夫人也得参加劳动,为全家做出表率。曾国藩时时告诫儿子不可假父之名而行事,要洁身自好。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曾纪泽与家人乘船去金陵省父,曾国藩写信给纪泽,告诫他一路上不挂大帅旗,不惊动地方长官,“烦人应酬”。同治三年七月,曾纪泽赴长沙科举考试,曾国藩又告诫他不许和考官疏通,“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曾国藩反对买田、置屋、积钱留给子孙,他认为“做官发财可耻”,把做官得来的金银留给子孙更是“可羞可恨”!子孙若是贤才,不用靠父辈遗产也能自立。如果是不肖子孙,那给他留多一分钱,他就会多造一孽。因此曾国藩发誓“绝不留银钱与后人”。
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曾国藩视“勤”是人生第一要义。他在北京任官时,多次购买北方的大白菜、茄子种子寄回,并告诉家人栽培的技术。
为了不让子侄们有纨绔子弟的大少爷作风,他多次在家书中要其子侄们半耕半读,连拾柴收粪这些事也“须一一为之”。
曾国藩曾说:“吾不愿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他所追求的“秀才”,不是传统的读书做官的仕人,而是能够明白事理、才德双修的君子。正是在这种家教原则和方法的引导下,曾国藩的家庭教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曾氏家族出了大批的人才。同时,曾国藩家庭教育思想不断地被人们所推崇和借鉴。(智者:陈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