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女士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遭受了许多肉体上与精神上的苦难。辛苦工作却未得到应有的承认,也使她很气恼。然而,就在她50岁生日遭遇车祸意外去世的前一天,她获了奖。她生得辛苦,而死得快乐。
李先生也是在50岁生日那天遭遇车祸意外去世,然而,他却与张女士相反,一生享尽各种肉体上与精神上的快乐。不过,就在他去世前一天,他的升职申请没有通过,他非常气恼。他生得快乐,而死得痛苦。
张女士的一生,显然痛苦远远大于快乐;李先生的一生,显然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可是,可能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哲学家),明言宁可做张女士,不愿意做李先生。读者不必担心,如果选择来世投胎,笔者肯定不会和你争做张女士,笔者宁可做李先生。这有几个原因:
▲之一:人们大概有回忆上的短视倾向。
20世纪初期与中期,有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人的短视,当时许多国家甚至需要采用强制性的养老金储蓄,对将来看得不够长远。同样的,回想过去,也可能比较注重不久前的,而忽视比较久远的。这两种短视,都是错误的。
▲之二:人们过度强调最后胜利的倾向,可能部分是受天生的“顶峰一终结”法则所影响。
当一个人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或快乐感受后,他对这段时间的感受的评价,大致只根据感受最强的程度(顶峰)与终结时的感受强度的平均值,这就是学者们发现的“顶峰一终结”法则。
我们之所以天生有这种倾向,大概是因为根据这个法则比较容易进行评价,而且根据生存与传宗接代上的适应性,最重要的并不是把总快乐量极大化,而是追求快乐的顶峰(交配),与避免痛苦的顶峰死亡的危险。
▲之三:人们可能有过度强调先苦后甜的情怀,而忽视了应该根据快乐总量来取舍,因而可能偏好张女士的经历。
▲之四:如上所述,虽然我宁可投胎为李先生,不要做张女士,然而,如果让我替世界选择要有一个李先生还是一个张女士,我会选择张女士。
张女士虽然一生的痛苦远远超过快乐,然而她在人类知识上的贡献很大,间接对人类的快乐有很大贡献,应该远远地超过李先生的快乐与他对他人的贡献。
▲之五:人们有“最后胜利”的情怀。
有许多事情或比赛,都是以最后的总积分决定胜负。即使在上半场中国队远远落后于英国队。下半场也多数时间落后于英国队,但只要在最后几秒钟总积分超过英国队,中国队就胜利了。当然,像这种情形,人们要最后的胜利。积分的暂时领先,不是目的,最后胜利才是目的。
然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任何时候的快乐感受都是最终目的,都有价值。理想状态是,天天快乐,年年快乐,而不是年年痛苦,最后一天才快乐。
当然,暂时的饥饿能够增加进食时的快感,工作的辛苦也能够增加成功的快乐。然而,如果后来能够达到的快乐程度是一样的,与其一生辛苦最后一天,再快乐最后一天,不如先辛苦再快乐。
所以,如果你偏好张女士的一生,我不会反对,虽然我自己宁可做李先生。在张女士发生车祸的前一刻,如果问她的生活满足感,答案可能会很高。
根据调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满足感与快乐有很大的正关系。然而,不能否认,有些人的生活满足感可能受到他对他者的贡献的影响。不过,理性地来看,对他者的贡献,终极而言,应该是对快乐的贡献。
因此,为了他者,人们的偏好和生活满足感可能和他自己的快乐偏离。然而,至少就理性与终极而言,这种偏离,或是因为无知与信息不够(因而不是原则上要偏离),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如果不是为了他者而有意选择减少自己的快乐那是不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