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辗转来到以色列，初到以色列的日子，比想像中要困难许多，我不懂得那里的语言，不懂得移民优惠政策，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我压根儿不知道怎样才能生存下去。我从上海带去的积蓄只能维持3个月的生活开支，我苦攻希伯来语，然后在路边摆了个投资最小的小摊卖春卷。以色列的官方货币是谢克尔，1谢克尔兑换人民币1块钱，更小的币值是雅戈洛，1谢克尔等于100雅戈洛，我的春卷小摊，每天能赚到十来个谢克尔。
当我的小摊生意慢慢稳定下来以后，一九九三年五月，我把三个孩子都接到了以色列，我的孩子们：十三岁的老大、十二岁的老二和十岁的小女儿。
我一直秉承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原则，做个合格的中国式妈妈：我把孩子们送去学校读书，他们上学的时候我卖春卷。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停止营业，在小炉子上给他们做馄饨下面条。
一天，当3个孩子围坐在小炉子旁边等我做饭的时候，邻居过来训斥老大：“你已经是大孩子了，你应该学会去帮助你的母亲，而不是在这里看着你母亲忙碌，自己就像废物一样。”然后，转过头训斥我：“不要把那种落后的中国式教育带到以色列来，别以为生了孩子你就是母亲……”
邻居的话很伤人，回家后，我安慰老大：“没事的，妈妈能撑住，我喜欢照顾你们。”可是，老大说：“也许她说的没错。妈妈，让我试着去照顾弟弟妹妹吧……”
第二天是祈祷日，孩子们中午就放学了。来到我的小摊，老大坐在我旁边，学着我的样子把打好的春卷皮包上馅，卷成成品，然后入油锅去炸。他的动作一开始有些笨拙，但是后来越来越熟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