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河流
人类好比一条世代传承、生生不息的河流，每个人像河流中的一朵浪花，各自颐养老人、哺育幼小、忠信处事，方使这条人类之河得以不断奔腾前行。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他们的一问一答，揭开了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孝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古老传统，自古就是如此。这样想诚然有其道理：在农耕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定居和农耕而紧密相连，同时，岁月的积累与辛苦的劳作，赋予老人丰富的农时、农事等经验。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汲取、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
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的原因。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史记》中的一则关于名医扁鹊的记载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从这段记载可知，在春秋时期，各国对老人、妇人、小儿的尊崇偏爱程度因地而异，可见，“孝为百善首”不是自古即有。
本能和本分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
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和职责，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
不过，每个具体的个人如果要践行本分，还需要拥有内在的动力和理由，即我凭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要求我履行所谓的本分?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本分和职责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男人和女人之间天生就有彼此结合、繁衍后代的需求；父母对自己的亲生子女，都有一种直接的不可抑制的舐犊之情；幼儿天生知道依恋父母，向父母索取食物和关爱——这些本分，都是几乎不用教育培养而天生就会的。
但“孝”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我们恐怕很难发现他“孝顺父母”的现象，饿的时候，婴儿首先的反应是自己拿到食物，把它吃掉，而不是考虑父母要不要吃。因此与其说孝是本能，不如说孝是引导教养的结果。
然而，对于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仅仅靠直接来自本能的本分，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人人只限于为了满足食色之欲而彼此争斗，群体合作就无法达成，社会将陷入“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的败局。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发挥出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子，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生活点点滴滴的实践中去。
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这些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
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