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生不息的河流
人类好比一条世代传承、生生不息的河流,每个人像河流中的一朵浪花,各自颐养老人、哺育幼小、忠信处事,方使这条人类之河得以不断奔腾前行。
两千多年前神州大地上一对师徒的对话,他们的一问一答,揭开了这条河流之所以生生不息的秘密。徒弟子路在河边问道:“老师,我想听听您的志向。”老师孔丘想了想,说了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的这三句话,也可以用三个简单的字概括:老者安之,是孝;朋友信之,是信;少者怀之,是慈。请注意,为什么孔子把孝而不是信、慈排在了首位?同样,为什么此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同样把孝称为百善之首呢?
也许有人会说,因为孝是中国农耕社会的古老传统,自古就是如此。这样想诚然有其道理:在农耕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因定居和农耕而紧密相连,同时,岁月的积累与辛苦的劳作,赋予老人丰富的农时、农事等经验。老人是智慧的化身,后辈需要向老人汲取、学习,以传承各种知识和技能,所以当然要孝敬老者。
然而此情非中国独有,世界上各个文明都是如此,这一点不足以说明孝在中国具有至高地位的原因。而且,考古资料也表明,“孝为首”的情况未必自远古就如此。在已经发现的我国最早文字——甲骨文中并没有“孝”字,孝字出现于更晚些时候的商周金文中。
《史记》中的一则关于名医扁鹊的记载似乎也佐证了这一点:扁鹊“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从这段记载可知,在春秋时期,各国对老人、妇人、小儿的尊崇偏爱程度因地而异,可见,“孝为百善首”不是自古即有。
本能和本分
我们不妨先看看荀子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段论述。荀子认为,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在力量、速度上都没有什么优势,却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胜过其他动物,是因为人懂得群体合作。
人为什么能做到群体合作,就在于每个人都知其本分和职责,各行其正,各安其所。所以,人不能无群,既在群体中,就不能不讲本分,否则,就不免会陷于纷争、动乱和瓦解。
不过,每个具体的个人如果要践行本分,还需要拥有内在的动力和理由,即我凭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要求我履行所谓的本分?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有些本分和职责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男人和女人之间天生就有彼此结合、繁衍后代的需求;父母对自己的亲生子女,都有一种直接的不可抑制的舐犊之情;幼儿天生知道依恋父母,向父母索取食物和关爱——这些本分,都是几乎不用教育培养而天生就会的。
但“孝”却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我们恐怕很难发现他“孝顺父母”的现象,饿的时候,婴儿首先的反应是自己拿到食物,把它吃掉,而不是考虑父母要不要吃。因此与其说孝是本能,不如说孝是引导教养的结果。
然而,对于人这种社会性动物来说,仅仅靠直接来自本能的本分,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人人只限于为了满足食色之欲而彼此争斗,群体合作就无法达成,社会将陷入“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的败局。无疑,为了群体的共存,人还需要把自己天性中那些合作、利他的因素发挥出来。
孟子曾把人的天性中固有的四种合作、利他的因素,称为“四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端”,是起点的意思。仅仅有一个起点,当然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这些合作、利他的因子,通过怎样的道路,渗透到人们生活点点滴滴的实践中去。
似乎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文明和世界的其他文明,渐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基督教文明等神教文明和佛教文明等相信轮回的文明中,这些合作性的因素在一定意义上是以来世许诺的形式向信众颁布的。人们安守本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诚实善良,“不杀人”,“不偷盗”,才能在死后获得拯救去往天堂,或修得善果减除后世轮回之苦。
然而,在中国,在热衷鬼神祭祀的商代被周代取代之后,人们似乎渐渐形成了关注现实世界、慎言死后世界的传统。孔子的“不知生,焉知死”,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精练表达。
相应地,中国人摸索到了一条立足于现实世界、发扬合作利他天性的道路。这条道路,自然要从一个人出生时最先相遇的两个人——父母开始,从自己和这两个人无法割舍的关系开始。如此设想,我们似乎就容易理解,孝为什么被无数中国人作为修身的起点,成为百善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