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学家评论说，晋武帝司马炎本不是一个胸怀大志、雄才大略的主儿，只是他幸运地继承了祖辈和父辈两代人积累下来的基业，“捡”了个现成的开国之君。

　　265年冬，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建立晋朝，史称西晋。之后，他凭借魏国积攒下来的雄厚国力，于280年派遣王浚南下石头城，一举灭吴，从而结束三国鼎立局面，一统华夏。

　　客观地说，司马炎是少了一些文韬武略，但他不缺度量。

　　当初，司马炎虽逼魏元帝曹奂禅位，但尊奉魏元帝为陈留王，宫室安排在邺城，优厚高贵的礼制待遇，都仿效魏国初期的制度，还奉魏宗室诸王为侯，一概锦衣玉食地供养着。

　　遥想5年前的260年，年轻气盛的魏帝高贵乡公曹髦不堪忍受司马昭(司马炎父亲)的专权跋扈，在高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口号后，亲自持剑登车杀向司马府邸，司马昭断然命令手下将曹髦杀掉。

　　比较一下司马父子给予魏帝的不同“待遇”，就可发现司马炎的厚道与大度。

　　吴主孙皓投降晋朝后，司马炎立即下诏赐给孙皓归命侯的爵位，接着大会文武百官及四方使者，欣然接见孙皓及吴国的降官降将，他对孙皓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

　　孙皓虽然暴虐，但英气尚存，竟傲然答道：“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

　　面对这个狂妄的亡国之君，司马炎没有动怒，只是大度地笑笑，丝毫没有加害的意思。

　　灭吴后，天下无事，司马炎沉醉于江山一统的“丰功伟绩”和社会繁荣的“大好局面”，追逐好大喜功，变得日益骄奢淫逸起来，但他的度量依然没有变。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春，司马炎率群臣到洛阳南郊祭天，典礼完毕，他兴致颇高地就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方汉之何帝？”（朕可以比得上汉朝的哪一个皇帝？）

　　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

　　司马炎非常吃惊，忙问：“何至于此？”

　　刘毅说：“桓、灵卖官钱人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以此言之，殆不如也。”

　　面对这个实话实说的耿介之臣，司马炎抚掌大笑：“桓、灵之世，不闻此言，今朕有直臣，固为胜之。”

　　司马炎本想讨个“文景之治”之类的赞誉，没想到刘司隶不仅不支持、配合，还将他比作东汉王朝最黑暗时期的当政者桓帝、灵帝。但他没有龙颜震怒，自找台阶下来，而对刘毅既没有罢官，也没有下狱，更没有杀头，并且对刘毅依然信任有加。

　　而刘毅纠举弹劾豪门贵族，也依然一点没有顾忌，皇太子司马衷鼓吹奏乐，进入东掖门，刘毅进奏弹劾他；中护军、散骑常伺羊琇和皇帝有旧交，掌管禁兵，参与国家机密十多年，“恃宠骄侈，数犯法。”刘毅进奏弹劾羊琇应该是死罪。司马炎忙派自己的亲弟弟、齐王司马攸私下请求刘毅宽免羊绣，刘毅才答应。

　　纵观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屁股摸不得且动辄吃人的“虎”王“虎”帝多如过江之鲫，其间竟能冒出一位“宇量弘厚，明达好谋，容纳直言，未尝失色于人”的晋武帝，实在是一个不大不小且难得一见的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