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焦虑地徘徊在医院的走廊里，忧心忡忡地等待医生为我儿子把头上的伤口缝好。我问比我年长的护士：“什么时候才可以不再为孩子操心?”她回答：“等他们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一旁陪着我的母亲微笑不语。
当我三十多岁的时候，坐在教室里的小板凳上，听着老师向我抱怨我的一个孩子如何不守纪律，在课堂上大声喧哗破坏教室气氛，并把制作车牌当做自己的理想。若许连老师也实在不忍看到我那揪心的样子，她反过来安慰我：“不用担心，孩子们会走过这个阶段的，到那时，你就可以轻松地坐在教室后面，欣赏他们的进步了。”
四十多岁的时候，我花一整天的时间去等待：等着家里的电话响起、等着汽车驶进院子、等着前门打开、等着孩子们平安无恙地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朋友劝慰我：“不用担心了，他们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再过几年，等他们成人了，你就用不着如此操心了。”
当我年过半百，身体已大不如从前，容易生病和感到疲惫，可我仍在为我的孩子们担心。我继续不能自控地为子女的失败而苦闷。因他们的挫折而煎熬；和他们一同承受着生活中这样那样的失落。朋友这回说只有等我的孩子们都结婚成家了，我才能够摆脱担心的阴霾，过上自己的生活。
我很愿意事态会如朋友说的那样发展，但只要一见到我那年老体弱、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强装的笑脸，想起她对我说的话，我就不得不怀疑朋友的说法。母亲总是担心地问我“你看上去脸色苍白，你还好吗?你最近又为什么事烦心了吗?”或者说“到家就给我来个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