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30块钱。”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3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3杯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力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力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
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劳斯莱斯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力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发达地区中贫富不均显著的地方，每4个孩子中就有一个生活在贫困中。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
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状态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安德烈，我记得你7岁时，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力普也要释放。
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7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种积极的道德行为。
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等等，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