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一直被当做主正臣直的榜样传颂了这么多年，应该说是有其道理的。专制年代，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哪个臣子敢对皇帝老子说上半个不字？而魏征不仅敢，而且一说就说到死，这还不够洋洋古今数百个君主们汗颜的？

　　然而，这只是剧情中的一个片段，倘若没有长孙皇后，恐怕魏征的脑袋早就搬了家。虽然魏征幸运地得以生前贵显、死后哀荣，但时间不长，情况就发生了可怕的逆转。还是这位太宗皇帝，不仅下令将魏征从墓中掘出，还亲手砸了他的墓碑，至此，这对君臣绝配的戏就彻底穿帮了。

　　其实，犯颜直谏的戏直到北宋时期才真正的精彩起来，《宋史》真真切切地记录了这令人感动和叹服的一幕幕。

　　太宗时期，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副宰相寇准因事上奏，由于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大怒，拂袖而去。大臣们都替寇准捏了一把汗，想不到寇准不仅不服软认错，反而一步上去，硬是把皇上拽回到龙椅上坐下，继续听自己奏事。

　　这可是明目张胆地欺君犯上，掉脑袋都不会有人吃惊。可令人惊诧的是太宗皇帝这时已然冷静下来，他听完寇准的话，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连连夸赞，对寇准更加信任和重用。

　　真宗时，宰相李沆更为“出格”。一天晚上，宋真宗派使者捧着手谕去见李沆，要册立刘氏为贵妃。李沆什么也没说，竟然当着使者的面就着蜡烛烧掉了诏书，并告诉使者说：“就说我李沆认为这样做不可。”

　　最后，真宗皇帝的这个决定就真这么取消了。还有驸马都尉石保吉一心想做节度使这个官，宋真宗为此事也多次征求李沆的意见，由于李沆不同意，石保吉始终没有如愿。

　　仁宗赵祯，是宋代帝王中的名君圣主，他在位的42年中，“顶撞”他的官员不少，但最为典型的还是包拯。

　　一次，仁宗在大殿上要为宠妃的伯父张佐尧破格升官，包拯坚决不同意，认为张佐尧德不能服人，才不堪大任，这种以裙带关系而破坏国家法度的做法非常有害，断不能开这个例。这个张皇亲不但不能升官，现在的官职都高了，应该拿下来。

　　包拯理直气壮，慷慨陈词，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脸上，弄得仁宗非常尴尬，不住地用衣袖擦脸。仁宗回到后宫对张贵妃说：“你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张尧佐最终没能如愿，后来，就连其他的官职也丢了。

　　史载：赵匡胤立国之初，就秘密刻了一块碑，放在了太庙之中。碑上深深地刻了三条字，其中之一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后世子孙倘若违背，将天诛地灭。这是什么？这就等同于宪法呀！在太庙这个被封建朝廷视为最为神圣和诚敬的地方，庄严地作出承诺，凡是后世子孙都要牢记恪守。这个约法三章实际上就是立朝的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是保证大宋朝得以万世的治国大纲。

　　赵匡胤亲眼目睹了五代时期流血政治带来的巨大的社会破坏和长期的政治动荡，他亲身体会到，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政权，还不是这种纷乱给他的机会吗？他要保证赵宋天下长治久安，就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啊！

　　所以他要建立清明政治，不带血腥味的政治，相对宽容、理性、民主的文人政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和大背景下，皇帝才不会动不动就举起上方宝剑，官员才不会担心因为一些“出格”的言行而受到杀戮，因此，才会有臣子们诸多的“胆大妄为”出现，也才会有《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智者：马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