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与刘秀同在太学学习,后来刘秀起兵反王莽,他积极拥护。到了光武帝即位,严光便改换了姓名,隐居起来。光武帝想到他的贤能,就下令按照严子陵的形貌在全国查访他。后来齐地上报说:“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衣在水边钓鱼。”光武帝猜到那就是严子陵,便准备了小车和礼物,派人去请他。请了三次才到,安排在京师护卫军营住下,好生款待。但严子陵仍怀念闲云野鹤的生活。
一天,光武帝亲自来到严子陵居住的馆舍,严子陵装睡不起来。光武帝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子陵的肚子说:“哎呀子陵,就不能帮着做点事吗?”过了好一会儿,严子陵才睁开眼睛,说:“过去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光武帝说:“严子陵,我竟然不能使你作出让步?”于是便叹息着离开。第二天,刘秀又派人请严子陵到宫里去,打算授予他谏议大夫的职务,严子陵不肯接受,把官帽放在府第的墙角就离开了,到富春山过着耕种生活。他活到八十岁,无疾而终。
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小时候很聪明。四五岁常以芦荻为笔,在灰沙上学写字。十岁看了葛洪的《神仙传》等著作,“昼夜研寻”。长大以后,“神仪明秀,朗目清眉”,不到20岁,便作诸王侍读的官,深受梁武帝的赏识。由于志不在官,不久他就向梁武帝辞官回乡。此后,先是东阳郡守沈约几次写信邀请他,他不来;接着,梁武帝屡加礼聘,他也不出。梁武帝问他:“山中有什么值得你留恋,为什么不出山呢?”陶弘景先写了一首诗,后画了一幅画作为回答。诗为《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画的内容是:画了两头牛,一头散放水草之间,自由自在;一头锁着金笼头,被人用牛绳牵着,并用牛鞭驱赶。梁武帝看了诗和画,领会他的用意,就不再强迫他做官。但是皇帝仍很信任他,“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谘问”,故当时人称之“山中宰相”。后来,他在山中建了一幢三层的楼房,“弘景处其上,弟子居其中,宾客至其下”,关门读书,与世无争,最终完成了医药著作《本草经集注》,千古流芳。
三国时的阮籍,3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共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他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相比而言,范蠡功成身退时曾规劝文种:“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子何不去?”文种不信。有一天,勾践派人给他送来一口剑。文种一看,正是当年夫差叫伍子胥自杀的那口宝剑。文种后悔没听范蠡的话,只好自杀了。可怜文种不明白“敌国灭,谋臣亡”的道理,心存侥幸,执迷不悟,最终招致身首异处。
同样,刘邦坐了天下,曾问韩信:“你觉得我可带兵多少?”韩信:“最多十万。”刘邦:“那你呢?”韩信:“多多益善。”刘邦:“那我不是打不过你?”韩信:“不,主公是驾驭将军的人才,不是驾驭士兵的。”话虽如此,但言语之间韩信太狂妄自大,目中无主了,已埋下祸根。且后来他又与陈豨谋反,泄密,被吕后和萧何施计,遵循刘邦曾给韩信“三不死”的承诺: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兵器不死!被用麻袋捆缚,于长乐宫钟室被宫女用削尖的乱竹刺死,惨不忍睹。对此,司马迁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韩信居功自傲,觊觎权势,铤而走险,终遭灭顶之灾。
谦虚谨慎,清心寡欲,远离名利是非,乃不争之争,方能忠以为国,智以保身,逢凶化吉,颐享天年,名彪史册。这也是退让的智慧。㊣(作者:崔鹤同,摘自:《做人与处世》,感谢文字作者!感谢国画作者!)